如果有人问我：“你吃过的最贵的东西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50元一碗的面条。”因为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一想起来，就有一种让人按住脖子割肉的感觉。

　　事情发生在上海虹桥机场。我们四个人一起去赶飞机。因为还有一点时间，有人就提议先去吃点便饭。于是，我们来到候机厅外边右侧的一家餐厅。上到二楼，服务员很客气地迎上来：“几位是到吸烟区还是不吸烟区？”“哟，这地方不错，还挺客气。有什么快餐吗？”服务员回答：“有牛肉面。”“那就到不吸烟区吧。给我们每人来一碗面条，再加一个可乐。”我们一边说着，一边坐了下来。很快，牛肉面就端了上来。普普通通的碗，普普通通的量，普普通通的味道，可乐也是普普通通的易拉罐。反正等着赶时间，能填饱肚子就行。所以三下五除二，不到十分钟时间，我们便一扫而光。

　　“喂！服务员，过来算账！”我掏出一张百元大钞，往那一放。不料服务员却说：“不够。”于是我再掏一张，很用力地拍在桌上。她说：“还不够。”再掏一张，“还不够。”我们几个都急了，齐声发问：“到底多少钱？”人家服务员并不着急，一字一板地给我们解释：“一碗面条50元，一罐可乐20元，合计280元，再加10%的服务费，共计308元。”“天底下有这么贵的面条吗？”尽管我们一再发泄着自己的不满，但钱却一分都不能少。

　　回来的路上，我们一直怒气难消。有的说：“这样明显的宰客，怎么就没有人管？”也有的说：“当时如果我们先问一下价格，那就好了。”可是，谁会想到，一碗面条会要50元人民币，还另加10%的服务费呢？

　　后来听经常出差的朋友告诉我，飞机场和火车上的“高物价”，已经是一种不成文的规矩。不知有多少旅客不满意，也不知有多少人在反对，但人家该宰还是宰，该贵还是贵。以后体验，果然如此，在一些机场，我买过8元一个的小面包，38元一碗的汤面；在火车上，我吃过30元一小盘的炒白菜。有人说，这就叫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其实，没有一个消费者心甘情愿做“黄盖”。只是到了人家的地盘，你不做“黄盖”，又有什么办法？

　　当然，也有聪明人，到飞机场之前，先在家里或宾馆里吃饱饭。一说坐火车，就准备一大袋子面包、火腿肠、方便面。你不是贵吗，我不买总可以吧。买不起，咱躲得起。然而，总有一些人会躲不开。只要让他们逮着一次，就会让你一辈子都忘不了。

　　也有人说，现在是市场经济了，谁也管不着谁，人家愿意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但我觉得，做生意也要讲“商德”。卖东西，当然可以获利，但却不能乘人之危或乘人之急。你逮着机会就宰我，我逮着机会再宰你，人们一个个都虎视眈眈，尔虞我诈，那我们的社会还有什么和谐可言？

　　一些人之所以敢卖50元一碗的面条，主要原因是“垄断”在做后盾。本来，飞机场也好，火车站也好，都属于国有财产和公共资源。但由于特殊的政策保护，便给一些特殊群体留下了一块在市场经济之外的“利益自留地”。独一份的买卖，独一家的地盘。一边利用着市场经济的灵活，一边又享受着计划经济的权利。所以，改革还得继续，监督还得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