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杯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东方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东航）的管理层却无法安心欣赏比赛，因为6名飞行员因不能获准离职而到上海总部绝食抗议的对峙事件让他们苦恼不已。

　　据了解，这些辞职的飞行员多半想投奔民营航空，因为民营航空开出的薪酬条件更优厚。类似的纠纷在国内已经屡见不鲜。因为飞行员培训时间长，培训费用高，培训程序严格，飞行员一直是视为社会的宠儿，而航空公司也一直视飞行员为公司的永久性财产。东航为阻拦飞行员辞职而向这6名飞行员提出巨额索赔要求，其中一名机长被索赔600万元，五名副驾驶也被索赔307万元。飞行员因不堪忍受此巨额索赔而以“绝食”的极端方式表示抗议，此事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

　　飞行员绝食抗议行为是我国航空业劳资矛盾长期积累、一朝激化的结果，也是经济转型时期我国各类矛盾对立的具体表现，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加速阶段，贫富差距、城乡对立矛盾、经济发展与环境对立矛盾不断加剧。劳资对立矛盾也愈演愈列，而行业内工会组织并没起到调节行业内部矛盾的作用，更多的成为资方的附庸，终至劳资双方矛盾激化至难以调和。

　　随着民营企业进入航空运输行业，国内航空运输业的规模越做越大，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对飞行员的争夺也愈演愈烈。据民航总局预测，到2010年，我国将拥有民航客机1250架，比现有数量增长80％，共需新增飞行员6500名。但据了解，现在国内飞行员培训规模不过800名，每年短缺量至少在200名以上。而飞行员培训时间长，培训成本高，统计表明，把一名从飞行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培养成一名飞行员，要经过养成训练、公司机型模拟机初始训练、本场训练、每年两次至少5年的复训，最后还要进行升级训练，这个周期至少要7年时间，培训费至少要124万元。所以，不少民营航空公司不惜用重金挖掘人才，以减少自己培训飞行员的成本，缩短飞行员上岗的时间。从经济学角度看，民营航空公司挖角实质是让别人承担培训成本，自己享用培训收益，不尽公平；但从法律的角度看，现行的法规并没有禁止飞行员流动的限制或规定，法无明文不为罪，因此，被挖角的公司无法起诉竞争对手非正当竞争。出现这种尴尬局面，主要是因为在原先行政垄断下的航空运输业引入竞争的同时并没有同时引入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各航空公司只好使用极端严厉的赔偿条款约束自己的飞行员跳槽。然而，这种约束条款的合法性值得置疑，毕竟享有自由工作的权利是每一位公民应有的权利，飞行员当然也有选择工作单位的权利，航空公司不能把飞行员作为自己的固定资产来加以限制，飞行员不能和奴隶一样卖身给行空公司，即使双方合同中的600万赔偿是有明文规定的，那么我们也怀疑这份合同的合法有效性，因为他的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称的。即使在民航市场日趋开放的今天，作为稀缺资源的飞行员的薪酬水平始终无法与市场接轨。一边是高额的培训成本，一边是诱人的高薪待遇，飞行的跳槽再一次拷问了在经济转型的今天法律与道义的冲突。

　　足球给予了我们解决这一难题的智慧，我们完全可以模仿足球运动员的转会的机制来约束飞行员的流动。比如说，每年我们可以计算出整个航空运输业培训一名飞行员的平均成本，以此作为输入飞行员公司补偿输出飞行员公司的参考价格，这样既可以克服航空运输行业内的非公平竞争，又可以迫使国有航空公司提升飞行员的薪酬并使之接近市场价格，当航空公司之间的飞行员薪酬水平接近时，跳槽事件就会减少，行业竞争就可以回复到正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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