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维加斯的机场大厅有数量惊人的老虎机；旅行欧洲国家，常要烦恼于几乎已成国家特色的机场罢工；东京成田机场会在入口处安装可供40多人同时使用的心脏减颤器；中国人自古就明白行路艰难，所以早年在流动人口频繁出入的虹桥机场，你还可以看到妈妈扎着马步从行李带上装卸捆扎好的行李铺盖。就像在南方机场你的视线里总少不了荔枝榴莲，有怎样的城市就会有怎样的机场。市井人情、城市疆域在这里被缓冲、浓缩，瞬间就从这里到了那里。

　　然而机场讲述的故事又仿佛最不值得谈论，它的基本经历都只具备暂时性，联系如此松散，结构又基本封闭。人们或许会记得去年11月份那两个扒飞机的少年叫什么名字，记得海啸过后返回家园的人是怎样一张面孔，却很难回忆起当时当地的机场究竟如何。机场的面孔永远被隐没在事件、人物、时间的背后，面目模糊。

　　Merhan　Karimi　Nasseri，这个已经60岁的伊朗人，因为被取消国籍，又遗失护照，最后被困法国戴高乐机场候机厅十几年，从商店、餐厅、咖啡店、小酒吧，到解决基本生理需求的公共厕所、候机厅长椅，他和短暂停留的过客们一样流连，惟一不同的是他并没有通往下一站的路口。他最后毕竟没能离开机场，即使自己的故事被改变成剧本，赚进数十万美金，也依旧愿意在流动与不确定中存活。

　　传统的叙事总乐于表述，个人的选择最后会改变故事格局，无论拒绝或顺应。机场的现代故事却在告诉人们，在一个与另一个出口之间，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你利用了的每个岔口和交叉处都可能通向另一种人生，机场只是隐喻。

　　[b]摆渡车里的水深火热

　　金炎　24岁　医生[/b]

　　飞机是充满了幻想的机器，尽管更多人喜欢的是踏实的感觉，但机场里的人们还是不喜欢朴素的摆渡车。

　　摆渡车在广阔的停机坪上游弋，把旅客载至飞机旁，这显然是个帮助大家的工具，但金炎还是强烈表达着自己的不满。“机场里应该全部用廊桥，摆渡车太不人性了。我是体会过摆渡车里的水深火热的，有次从西安去深圳，80多名乘客顶着寒风，拎着大包小包挤进停在廊桥下的一台巴士上。等了20多分钟，还不见巴士启动。气温已在零摄氏度左右。几位乘客下车向守在巴士旁的工作人员提出交涉，工作人员却表示‘无能为力’。这时，一位乘客拎着大小四个包在机场小姐引导下，匆匆进了巴士，巴士才向飞机开去。显然，是在等这一位迟到的乘客。明明有廊桥，却还让摆渡车拉我们，机场就是为了节省费用。”

　　金炎表达自己的方式很直接，他认为机场里全部都应该是廊桥连接，怎么能为了省钱让旅客去挤闷罐一样的摆渡车，“坐飞机就是为了舒适快捷，总不能到机场了，还要再退回坐公交车的阶段吧。”

　　[b]传输带把我变成了物件

　　冯健　28岁　唱片公司宣传[/b]

　　踏上传输带的那一刻，人好像变身成了物件，一个挨一个。传输带的速度通常比走路还慢，踏不出自己的节奏，人就会变得茫然。冯健是机场的常客，但一次行程却让他决定再也不要踏上运送旅客的传输带。

　　人站在传输带上面的感觉和在电梯里的样子很相似，看似坚定的眼神其实很空洞，自然的神色也会暴露出真实的状况，紧紧抿起的嘴唇形状完全可以判断出其实内心已在短路。冯健解释说，人身在机器时代的包围中，难免也变得机械起来，“更何况，在机场传输带上停留的时间要比电梯里久很多，人在被运送的过程中，真的就麻木了。”冯健说之所以如此清晰地能描述出站在传输带上的感觉，完全是因为自己的一次麻木害他多走了许多冤枉路。“以前我也会跟着人群踏上传输带，但上次从北京到上海的行程让我改变了习惯。在那个巨大的首都机场，我应该是从一厅候机，结果就因为站在传输带上久了，就麻木地任凭长长的传输带把我带到二号厅，看到传输带尽头时，呆滞的我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经过了我要去的候机厅。”

　　再去机场，冯健绝不再贪安逸站在传输带上。“耳里塞着耳机，听MD里的爱尔兰风笛周而复始地旋转。我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往前走，看着传输带上的各色人等一一在眼前掠过。心头就会一惊，传输带上放上行李就好了，真不想看到这些没有波澜的表情。只觉得自己认真且安静地这样走更好。”

　　[b]谁想把行李丢掉

　　何欣　32岁　公司职员[/b]

　　人上了飞机，行李却留在首都机场。让人满怀憧憬的塞班之旅由此变得狼狈不堪：下了飞机就愁买不到内衣，看到美景只能求着人家帮忙拍照，衣服洗了不等干透就往身上套。直到从塞班机场返回上海时，行李才终于露了面。

　　这一切就是何欣去年十一黄金周期间的塞班之旅。9月30日晚上，他和其他100多名游客一起登上南航CZ8061航班飞往塞班。抵达目的地后，他在行李转盘旁等了1个多小时，也没见到自己的行李箱，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带着行李离开，心里很窝火。“跟我有一样遭遇的还有同团的游客范小姐。第二天，我们才知道知行李在浦东机场根本就没有上飞机，但机场方面给我们的答复是委托韩亚航空的班机将我们的行李捎到塞班。第三天，由于没找到有关负责人，他们无法确定行李到没到塞班。第四天，又恰好碰到塞班海关休息。由于塞班机场与我们住的天宁岛交通很不方便，10月4日晚，我们才在塞班机场见到了自己日夜惦记的行李，随即就带着原封不动的它们登上返回的飞机。”

　　说起这次行李掉队，何欣就想起了旅途中的种种尴尬不便，“塞班的气温高达28摄氏度以上，我身上穿着羊绒短袖，热得满头大汗，只好找同行的游客借来T恤和短裤凑合穿上。最可惜的是相机也在行李里，碰到好风景，只能多说些好话，让别人帮着拍一两张，根本就不能尽兴。”语气气愤的他忽然笑了一下，“但我比范小姐要好很多，她遇到的麻烦就更多。她的所有换洗衣物都在行李里，一下飞机，就急着四处买衣服。可酒店里什么也买不到，四处打听后才知道整个天宁岛只有一家小公司有衣服卖。她赶过去，发现那里卖的衣服从颜色到款式都不令人满意，只能将就着买了几条内裤和一套外衣，个人洗漱用品、游泳用具、数码相机的充电器等用品就只能依靠同行的游客大力援助。有时候她只能穿上没有干透的衣服出门。”

　　出去旅行就是想要一个好心情，可是行李掉队后，对行李的牵挂担心让何欣想好好放松的好心情大打折扣。“回到上海后，我们按照航空公司的要求，把整趟行程的经过写下来，传真给南航，尽管最后有了赔偿，但我美妙的塞班之旅全部泡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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