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到民航资源网

巨痛谣言和幻象 MH370家属被希望囚困的这三年

 2017-03-06 来源:微信 作者:雷磊  [投稿排行榜]
2017-03-06 14:43:31

我来说两句(0) 分享

[摘要] 在GQ报道组工作时,我曾接触了三十多位MH370乘客亲属。在过去的时间里,她和许多MH370航班乘客的家属一样拒绝相信亲人已经死去,并围绕这一微弱的可能性构建了全部生活。2014年3月24日,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宣布MH370航班坠毁于南印度洋,有家属不能接受希望的陡然中止,一度爬上了丽都酒店的天台。
巨痛谣言和幻象 MH370家属被希望囚困的这三年

  图:MH370资料图

  在GQ报道组工作时,我曾接触了三十多位MH370乘客亲属。在漫长的等待和寻找中,痛苦缓慢地生酵并融进他们日常生活的每个瞬间,微茫的希望带给家属的,不仅是慰藉,更让他们陷入崩溃,甚至是彼此伤害。这是MH370失联事件里最为疼痛黑暗的部分。

  这篇长报道记录了这一群希望的“囚徒”,但在当时因不可抗力未能刊出。3月8日是MH370航班失联三周年的日子,我们在这里将报道分享出来。三年了,家属们仍然还在寻找和等待。

  又一次陷入绝境

  希望遭到了严重威胁。63岁的胡秀芳整个晚上都在不停说话,她的声音尖细,语速很快,爆破式的发声会把一句话开头那个字咬得很重,听起来像是一连串喊叫。

  在过去的时间里,她和许多MH370航班乘客的家属一样拒绝相信亲人已经死去,并围绕这一微弱的可能性构建了全部生活。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成为他们思考的逻辑终点,因此,2015年1月29日他们被冒犯了:马来西亚航空突然宣布MH370航班失事,并推定客机上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胡秀芳的儿子、儿媳和3岁的孙女都在飞机上。-7℃的夜里,这个身形孱弱的老人匆匆赶到北京郊外的顺义空港家属支持中心,打算迫使马来西亚人收回决定。

  和她一同聚集的,是近100名惊恐的乘客家属,他们从远及邯郸、济南等地赶了过来。穿着橙色马甲的医护人员在会场后待命,手旁是一个大号的急救箱,上面贴着醒目的红十字标识。

  主席台上并没有马来西亚人。替代他们的是中国方面的工作人员和民航技术专家。“没有实物证据,为什么宣布机毁人亡?” “为什么马来西亚人自己不来沟通?”不等台上回答,家属们就提出下一个问题。连续的反问像是鼓槌,捶在家属们的心上。

  41岁的姜辉坐在主席台前的第一排,梗着脖子,像在克制什么。他是这群人中隐形的领头者,母亲在最后一班MH370上。他问航空专家,搜寻已经过去328天,有什么条件支持宣布飞机失事。说到一半,工作人员插嘴进来,试图打断他,讲起一些类似“我们一直在做工作”的话。姜辉拉高了音量,那个平静的叙述仍在延伸。

  “请闭上你的嘴!”姜辉抓着麦克风,对着台上一连喊了十多声,力气用完的最后两下,几乎是哭腔。那个叙述始终没有停下。

  胡秀芳跟着话题,嘴上不停附和着,碰到好的提问时,人群里开始鼓掌,她也会举起手来。

  台上的工作人员有些着急,他请家属们“饶过”,并保证,宣布飞机失事后,搜索仍将继续,只是空港物流园的家属支持中心会择机关闭。晚上十点多,工作人员们在混乱中离开了,留下心有不甘的家属,不知道做什么。他们干脆往会议室地上一躺,歪歪斜斜地睡下了。

  类似的“希望保卫战”在过去一年里发生过多次。2014年3月24日,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宣布MH370航班坠毁于南印度洋,有家属不能接受希望的陡然中止,一度爬上了丽都酒店的天台。家属们同样不接受没有切实证据的结论,他们在对纳吉布的反驳中重建了希望。

  那段时间的夜里,26岁的王冠一站在酒店走廊里,就能听到呜咽的声音。看着满地的烟头,想到飞机上母亲的处境,他坐在床上猛捶几下,然后看着手不停地抖动。

  “这希望是痛的。” 抽了一口气,他回忆说。

  仍在南印度洋面进行的搜寻工作,还未发现失联飞机的任何痕迹。这一事实让许多家属抱定——要说人不在了,就给证据,哪怕是一小片残骸;没找到,或许人还在。

  从2014年12月开始,我接触了30余位心存希望的乘客亲属,他们的诉说让我常有置身深渊的感受。我开始重新思考MH370航班失联事件。不同于其它许多灾难,这是一道不停被拉长的创口。

  希望赠予安慰,也带来阵痛。飞机失事的消息宣布后,60岁的李校辉在家中猝死。当天,他通过电视直播了解到儿子已经被认定遇难。

  我总是惊心地回忆起1月29日那个寒冷夜晚家属们的愤怒、咒骂和惊恐。沟通会快要结束时,胡秀芳不再开口,整理一下衣服后,离开了自己的座位。

  戴着银色耳环,她平静地从我面前走过,很快出了门口。

  权义 | 图  MH370家属们举办的祈福仪式

  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

  2014年12月里一个周五,距离飞机失事8个月时间,在顺义空港的家属支持中心外,我第一次见到胡秀芳。天冷飕飕的,家属们刚刚参加完沟通会,许多人面色蜡黄,眼睛哭红了。胡秀芳穿着黑色长款羽绒服,站在枯色的花坛边,有点无动于衷的样子。

  她画了妆,脸颊上的白色有些油腻,眉和眼都勾描过。

  在她脸上并不能看见“希望”的痕迹。她把亲人还可能在世当做一个铁定的事实埋在了生活里。

  我走到跟前,打了声招呼,她支吾了一句“我还有事儿”,就颤巍着出了院子。像是受到惊扰,逃走了。后来她跟亲近的人解释,不接触记者,是因为她担心飞机上的儿子回来后,会被有关部门找麻烦。

  胡秀芳极少同邻居来往,大部分时间都一个人待在房间里。2013年丈夫去世后,孩子成了她生活的中心。消失的飞机掏空了她所有能量。她只能凭借记忆去拼凑生活。几个月来,她每天都满怀希望地为亲人们归来做准备。

  胡秀芳的一天通常是从凌晨四五点钟醒来后开始。摸索到手机后,她把编辑好的祷告发出:保佑亲人平安归来。在家属的微信群里,她每天都是第一个发言。

  起身穿衣,洗漱完毕,胡秀芳开始擦洗地板,在桌上的果盘里放上香蕉和苹果,尽管她很少吃这些。她给孙女心心的童车盖上条布,靠房门放好,出门时拿起来会方便。冰箱里预备好儿子爱吃的酱猪耳朵、牛肉。儿媳晓蕾的碎花床单被褥叠放整齐后,被她捋得没有一个褶皱。

  婆媳俩为了家里管钱的事情,先前曾吵架动手过。如今想来,这些过节无关紧要,她不会因为自己的气量,影响亲人回家的大事。在这朝阳区青年路上的两居室里,胡秀芳有着自己的脾性和拿捏。

  光线从屋中退回窗台,家里的摆设就会变得秩序井然,布娃娃按照大小个头依次摆放,各色的沙发靠枕也次第安置好。爱美的她还会在家中摆上几束颜色艳丽的塑料花,增添些温馨的氛围。忙完后,她端坐在沙发边缘,不出声响,时而望一望房门。

  “那种感觉,就像她仍然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戴淑琴感到同病相怜,她妹妹一家五口都在飞机上。戴淑琴常在晚上接到胡秀芳的电话,听她不知疲倦地讲起白日里准备的细节和她的希望,直到两人都睡意沉沉。

  家里备足了菜肉米面,但胡秀芳平日里并不下厨做饭。当碗筷摆上桌子的时候,那些空位置的气场开始显现,忙碌家务中产生的一点幻觉会顿时丧失。

  相形之下,她的亲家高显英令不少人羡慕——据说她能看到被飞机带走的亲人们。

  高显英的特殊本领是在飞机失联两个月后获得的。每天睡觉前,她总是将女儿、女婿和外孙女的照片放在床头,一张张盯着看,一直看到泪眼婆娑。有一天,入睡后,他们真的走进梦里。

  “很鲜明,一个镜头接着一个镜头”。高显英一边说,一边努力搜集着脑中的画面:在一条栽种冬青树的路上,女儿低头玩手机,女婿背着包在走,只有外孙女一蹦一跳的。她哭着喊,三个人都不回应。

  第二天,高显英迫不及待地去女儿女婿的小区里找,果然找到了冬青树。于是,同样的镜头一次次进入她的梦里。不久后,她白天也能看到梦里的画面:站在小区院子里,女儿女婿在相视说笑,有时候,猛一回头,她听到外孙女在远处喊“姥姥,姥姥”。

  那一天,她急切地穿过人群,找到那个发出声音的小女孩,伸出手去抚摸她柔软的头发。刚触到,高显英的眼泪就下来了——这不是她的外孙女。她把这一次唐突的举动归结为“北京小孩子叫‘姥姥’都是差不多的音调”。她自己是从安徽来的,分辨不出,可是,她不明白为什么眼前的画面那么清晰真实。

  2015年新年后的一天,我去通州区临河里拜访高显英。她的讲述充满了奇异和兴奋。抱着找回女儿一家的希望,她和丈夫在北京租了房子,客厅里的茶几上凌乱地堆着袋装食品,晾衣架上的衣服也裹成了一团,她靠在沙发里,显得有些虚弱。

  持续了几个月的幻觉最终得到了冷冰冰的科学解释,四个月前,阜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给她做出了诊断:极重的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兼有严重的幻听幻视。医生给她开了帮助安眠镇定的药物。不过,高显英并不为积累的疾患感到困扰,她拒绝了医生们提出的住院建议。

  闲聊的间隙,她突然有些神秘地对我说:“你知道吗?那些药我都没吃,我怕吃完再也看不到他们了。”

  权义 | 图  胡秀芳在家里整理孙女的玩具

  所有理性和逻辑都失效了

  谁也说不清这种希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姜辉是一个靠逻辑和理性的商业嗅觉生活的人,他出生在干部家庭,自视颇高,受不来气。北京房价刚刚飙升的时候,他开始买房投资,之后又入手基金,赚下了“够后半辈子花的钱”。在服务了近二十年的公司里,他已经连续好几年拿到了部门第一的业绩。

  他喜欢谈论理论和数据。不过茶余饭后,他隐隐有些中年人的迷茫。飞机带着母亲消失后,优游岁月的他猝不及防地跌入漩涡。

  姜辉心里本来存了一点侥幸。MH370的乘客名单上有母亲姜翠云的名字,年龄却对不上,母亲3月21日生日满71岁,名单上写的却是62岁。他想,“姜翠云”这个名字很普通,重名的可能性大。他拜托外交部的朋友查了护照资料,朋友打来电话,接通后,他下意识地吐了两个字“等等”,顿了一下,说了句“发短信”。

  信息证实,飞机上的“姜翠云”就是母亲。

  “像是我亲手把母亲摁在了那架飞机的座椅上。”姜辉说,马来西亚工作人员的这个疏忽近于残忍。

  姜辉就这个错误跟工作人员提了好几次,希望改过来。结果,到5月份,乘客资料上的年龄还是错的。改不掉的年龄错误,让他有种被作弄的感受。

  我们约在一间咖啡馆见面,姜辉一进门就脱下外套,摸打火机点手上的烟。他的语气始终保持着和缓的节奏,在我们谈起母子往事时,这种和缓也没打破。他不擅长举例,说自己是理工科出身,感性不丰富。

  失联事件刚发生时,姜辉曾有两个星期不眠不休地盯着电视看新闻。之后,他觉得行动起来比枯坐着等要好,就关掉了电视,挂了个“福”字在上面。

  3月18日,家属委员会正式成立,分设技术、媒体等小组,代表家属与马来西亚方面沟通,追问飞机的下落。应酬能力还不错的姜辉被分到了“办公室”组,负责安排会务。

  通讯专业的背景,被姜辉用来分析手头获得的各种数据,碰到难题时,他和家属们会上微博求助网友。分析审验完的问题,会被他在沟通会上抛给马来西亚工作人员:国际海事卫星组织Inmarsat给出的卫星握手信息的原始数据在哪儿?飞机上的4个ELT(Emergency Locator Transmitter,向卫星发送地点信号的传送器), 1个可以人为关掉,另外3个不能,是这样的么?

  私下里,姜辉并不否认“飞机终结于南印度洋”这个结论。他根据多普勒效应验算过:飞机发出最后信号的时候,正位于澳大利亚珀斯以西大约1600公里的海域,根据一小时一次信号的频率,飞机能飞行的距离有限,半径以内都是海水。

  但在这件事上,所有这些数据和计算都失效了。

  “说人是死是活,我都不会相信,除非给我证据。”姜辉对数据公布的迟缓感到不满,进而质疑数据的完整真实程度。实际上,家属获得的数据是极其有限的。沟通会上并不会总是有新信息发布,推诿、拖延的客套话占了越来越多的时间。

  这样的时候,姜辉会想起那个母亲年龄的错误,心里积累着被愚弄的滋味。 2003年买第一套房子时,开发商曾糊弄业主拖拉交房期限,业主们唯唯诺诺之际,他却一纸诉状把开发商告上了法庭。而现在面临的问题,要比买房复杂多了。他暗自勉励自己,获取真相是一个细碎漫长的事情,得有旷日持久的耐心。他希望自己是一个远征的战士。

  后来,有人再提议去大使馆抗议,姜辉会提醒大家掌握正确的时机和方法。家属们跟工作人员怒声相向,他却同工作人员一直保持着礼节性的友好。

  有天晚上,家属委员会的成员们正在酒店的房间里商量事情,一位年老的家属走进来,对着大家鞠了一躬。“我不大会说话,就表达个感谢。”姜辉看到老人身体俯得特别低,心里一阵难受。

  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到飞机带着母亲消失后的种种遭遇,姜辉的喉咙里哽了一口气。他有个强烈的愿望——要是能把MH370这个事情弄明白了,这一辈子也就没有白过。

  网络图 | 姜辉在看MH370搜救的消息

  大师与神佛带来了安慰

  胡秀芳已经习惯每周一、三、五定时去家属支持中心,马来西亚方面会安排工作人员在每周这三天接待家属。从家中前往家属支持中心,坐675路转915路,两个半小时的车程,她得早上10点就出发,到站后,买一个十二三元的简便盒饭,到中午一点半左右,沟通会开始。

  “像是做礼拜,去了,心里便得到安慰。”戴淑琴说,胡秀芳每周一、三、五去空港,一年里,一天都没落下过。

  另一位家属张美玲在开始的时候不怎么去空港,她担心曝光太多,对在飞机上的女儿女婿不好。

  张美玲的独生女儿白小莫毕业于北京大学,之后又到加拿大留学、工作。在一段童话般的恋情后,嫁给了加拿大籍印度人Muktesh Mukherjee——一个印度政治豪门家庭的次子。

  婚后,这个跨国家庭先后迎来了两个混血儿子的出生。2008年11月,夫妇俩带着孩子从美国回到了中国。Muktesh Mukherjee工作的地方在北京的最高点——国贸三期,住所则定在了国贸附近的新城国际公寓。在那里,张美玲也有自己的专属房间。

  回想起之前,张美玲会陷入歇斯底里的焦虑之中。“我有时候想挠自己,狠狠地挠,发泄一下。” 说话间,她做了一个咬牙抱臂的动作,脸上的皱纹瞬间纠缠在了一起。

  像上班打卡一样,张美玲每天都会拨打马来西亚、空港支持中心和外交部的三部服务家属的电话,跟接线员聊天。她自己的描述是:“如同祥林嫂一样的神经病,周末憋两天,就等着周一时钟转到9点,拿起电话。”电话那头的只言片语甚至接线员语气,对张美玲来说都是希望的影子,影响着她的情绪。

  现在,张美玲住在北京东南二环的一处回迁房小区。家里的装修简洁明丽,墙上拼贴挂着的9幅合影,记录着女儿女婿和外孙们的开心瞬间。午后阳光透过落地窗照进客厅,照片的色彩也会明亮起来。

  2014年12月初的一天,我前去采访,还没待坐定,张美玲便开口问:“你怎么看马航这个事情?”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充满了危险,便回答说希望结果是好的。张美玲听完,笑着对我说道,早上打电话时,那头的工作人员跟她讲了,人很快就会回来。

  电话里的“安慰”,刚好验证了她前一阵请“大师”算命的结果。APEC会议前,张美玲打听到有个“大师”算命特别准,“是给中央首长算出行凶吉的”,于是找到他,递上女儿女婿的生辰八字,“问是死是活”。“大师”沉吟片刻告诉她,所问之人生命征兆特别明显,让她放心,人在年底就会回家。

  她的丈夫并不信这些。飞机出事后,丈夫就丧失了言语,瘦骨嶙峋的身体套着宽松的衣衫,整日坐在家里,看着自己的手发呆。这并不影响张美玲的虔诚,每逢初一十五,张美玲会去白云观敬香,如果去不成,也在家里斋戒,做些白菜豆腐白饭斋饭。

  雷磊 | 图  张美玲的丈夫,在失去女儿后经常一个人发呆

  求助于占卜、算命和祷告的并不只是张美玲。在家属中流传的亲人归期,从3月底、清明、国庆,一直变换到元旦、春节。配合“劫机”、“美国捣鬼”、“国际间谍”等这些“阴谋论”,这些“卦相”特别容易入耳入心,支撑起心里的希望。

  高显英在去空港要人的间隙也请人算过命,算的结果都挺符合她的心意。只是,她从不去抽签。我好奇地问她为什么。她说,签筒里也有不好的签。

  高显英更相信自己和亲人的感应。她一再说起二十年前在文摘杂志上看到的一则故事:某地发生矿难,母亲一直在井口呼唤儿子的名字。后来,她的儿子作为唯一的幸存者获救后,告诉周围的人,生命弥留之际,心里想着母亲在呼喊自己,就吃棉絮、饮脏水,坚持活了下来。

  “亲人血浓于水,是有心电感应的。”失联那天夜里,高显英睡得很安稳,这是她一直以来抱有希望依据之一。清晨日暮,她也开始呼唤亲人的名字——睡前跟女儿说,睡觉了;醒来后,跟外孙女打招呼,早上好啊。

  6月22日是外孙女心心的三周岁生日,亲家胡秀芳把高显英夫妇约到了家里,遥祝庆生。桌上摆着蛋糕,儿子、媳妇、孙女的座位前都放了碗筷,杯子里还倒了儿子喜欢喝的红酒。唱完生日歌,老人们便开始呼唤亲人的名字。

  “宝贝心心,你快回来。”

  赔偿问题的两难

  紧抱着希望的人们会抱在一起互相取暖。

  2014年5月的一天,远在外地的家属拖家带口来到北京,超过100人汇聚在家属支持中心,并同马来西亚工作人员发生争执,相持到晚上。外地家属没法回家,打算在支持中心的会议室里铺凉席将就一晚。工作人员开始不同意,考虑到外地家属的实际困难后,也显得模棱两可。

  家属们在准备铺床时,警察来了,带走了16位家属,多数是老人,还有两三岁的孩子。在这之前,姜辉被戴淑琴推了出来,说让他回家照看孩子。

  深夜里,姜辉开着车往派出所里送吃的喝的,看着眼前晚归的车流,心里一阵沉重。

  姜辉回忆说,这件事后,外地家属来北京的就少了。人分散在了各地。回想起先前家属委员会的经验,姜辉觉得找到飞机失联的真相,联络家属形成合力是最重要的。

  回公司上班后,他每周五都会开车去家属支持中心,顺道接上住得不远的戴淑琴、叶伦等几位老人。沟通会结束,家属们会约约饭局,年轻一点的也去KTV唱一唱歌。只是,点歌的时候总会尴尬,比如,姜辉在的时候,就不点“母亲”的歌。

  但过于脆弱的希望让人们变得易怒。与他们交流的过程里,最敏感的问题是赔偿。是否接受赔偿,成为希望是否真诚的重要检验。

  在索赔律师选择的问题上,家属一直处于分化中。家属被劝离丽都酒店的第二天,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推出了“5万美元先期赔付”的计划。关于两个选择的争论,在家属群中持续了近十个月。

  “老乔”是第一个同意领取5万美元先期赔的人。他选择了中国律师团代理,并常跟家属们推荐中国律师团,理由是:通过谈判了结,使事情平静下来,对大家有好处。他也曾对外说起,对找回亲人已经不抱希望。

  因大多在行政或事业单位任职,选择中国律师团的“老乔”、姜鸣等人,被认为是帮助政府维稳。不少家属觉得,这5万美金是亲人的买命钱,拿了,就意味着接受现状。亲人归来的希望,第一次受到来自家属内部,甚至是来自内心的威胁。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在2014年6月12日曾发布信息说,“有40名中国乘客家属同意接受”先期赔付。姜辉在一名乘客一名家属的投票群里进行了统计,乘客总计154名,未领取也不准备领取的有137人的家属。

  姜辉倾向于选择国外律师。他和其他家属通过比较多家国外律所发现,与中国律师团的谈判方法不同,外国律所会以起诉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和零件制造商为策略,去调查证据,获取真相。

  济南的乘客家属文万成则另辟蹊径,选择了代理过韩亚空难、伊春空难的张起淮律师。他的诉讼策略代表了许多老人的想法:通过向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索赔乘客和家属在飞机失联期间的损失,给马来西亚方面施压,进而了解亲人的下落。

  有的家属苦笑着对我说,因为律师的选择,家属们一夜间进入了“三国时代”。每个人都在为自己辩护,斥责选择不同的人“居心叵测”。是不是为了亲人回来打算,成了一条最不能置疑的标准。

  律师选择问题的讨论蔓延,还在家属微信群里引发了一场“比惨”大会。不少老人诉说儿女失踪后的辛酸——他们同时说,这种痛苦是那些“媳妇”或“女婿”不能比的。老人们担心,赔偿的最大收益主体是配偶,配偶“没有血缘”,或许只顾钱不顾人。

  张静是乘客赵朋的妻子。抱着找人的希望,她和公婆一致地拒绝了先期赔付。之后,一笔来自保险公司5万元赔付却让这种信任出现裂痕。公婆怀疑,她拿了取钱的身份证、结婚证,是想独吞这笔赔偿。赵静则解释说,她是想领回钱,再分给公婆。

  保险公司赔给她家的那笔钱,至今也没人去领。家庭关系紧张后,张静带着两岁的儿子皓皓回了娘家。公婆想看孙子,也只能等到外婆抱着皓皓赶集时,远远地看一眼。

  “我怕他们把孩子抱走。”张静对外说,她担心公婆拿孩子作为要钱的筹码。

  2014年11月底,家属姜鸣在微信群中旧事重提,呼吁大家接受5万美元的先期赔付。她表达了自己的担心:有些家属生活困难,领取这笔钱却会面临道德指责,他们正在陷入窘境。微信群内,家属们一时间不置可否,有人认为“这是个人选择不要强求”。姜鸣争辩说,领取先期赔付也是出于“善待他人”的目的。她以自己举例,父亲在飞机上,但她选择了领取这笔钱。

  那段时间,胡秀芳正在为孙女心心上学的事情奔波,她细心地考虑到,孙女回来差不多该上幼儿园了。一连多天,找了三四家幼儿园都没谈下来,她心里有些沮丧。看到姜鸣劝大家领先期赔付,想着家里三口人在飞机上——她的希望受到了威胁。

  “认钱不认人,飞机上是你的义父,所以你才着急领这五万美金。”胡秀芳怒不可遏。听到“义父”这句,姜鸣几乎崩溃。

  心里的黑色正渗透到脸上

  胡秀芳“反击”姜鸣时,文万成也在一旁帮腔,他并不针对什么,只是言语有些戏虐的煽动。

  文万成的口头禅是“我有证据”。飞机失联后,参加沟通会、游行抗议、会见官员或者接受采访,他手中始终握着一个录音笔大小的摄像机。早年,他曾是一名特务兵,搞过情报工作。飞机失联后,他一度相信这背后有政治阴谋,“把飞机藏起来这样的高科技,只有美国能玩转”。

  回到济南家中,文万成就窝在自己的工作间里。喝了一半的矿泉水瓶子和各种文件资料堆积在办公桌上,硬盘、扩音器、偷拍器、转换线头和放大镜,像是糅在一起,乱糟糟的。他坐在电脑前,查阅资料,熟练地截取图像留证,直到深夜。一年下来,硬盘里积累的失联事件资料已经超过2000G。

  文万成的独子在飞机上,留下一双儿女。回到家中,他会双手拖着小孙子挥舞,吼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莫回头”的曲子,慷慨激昂,眼睛却是红的。

  选择律师时,他数次将张起淮撰写的文章分享到家属微信群里,像是贩卖广告帖一样。还将律师拉进了只有家属参与的微信群,结果被家属踢了出来。姜辉倾向于选择国外律师,文万成私下讥讽他是“汉奸”。结果,姜辉和其他选择国外律师的家属同张起淮律师暗中较量,相互挑对方的不足。

  在我和他的交谈快要结束时,文万成狡黠地笑了笑说,让家属和律师有矛盾,等于是拉来很多双眼睛盯着律师工作,律师也会被激发出积极性。这个道理,和他在微信群中乐见家属争吵是一样的,吵完了,心就会不甘,就会继续上路去寻找亲人。

  家属发生矛盾时,姜辉会站出来劝架。在文万成看来,这种冷静理性近似于软弱。到后来,他觉得姜辉也逐渐有了变化。之前,家属们去马来西亚驻华使馆抗议,姜辉建议他去马路上搭帐篷睡,营造一种“持久消耗”的样子。文万成没有理会。

  有一次,我和姜辉聊起我所从事的媒体业,他说自己并不反对家属跟媒体诉说失去亲人的痛苦,因为每一次讲述都是提醒,会保持家属的“战斗性”。

  姜辉在同马来西亚工作人员争论的时候,说话太急,会陡然卡住,站在旁边的刘婉伊会给他一些提示。刘婉伊觉得姜辉在一步步变得焦虑,提问时,他不再问“为什么”,而是二选一的“你只用回答是或不是”。提问的开头,他也常加上一句“你不要跟我说一堆废话”。

  2014年5月,马来西亚官方发布了5页篇幅的失联航班的初期报告,姜辉提出请马来西亚方面将英文版本的报告翻译成中文。结果,一连提了数月,杳无音讯。

  一日日地度过,夏去冬来。家属们提出公布完整的卫星数据,查看失联当晚空管和军方雷达监控人员值班录像、货物的原始清单以及乘客登机录像等诉求,也都没有得到回音。

  “为什么不能看,还不是心里有鬼。”循着这样的想法,“阴谋论”在家属中一直流行。

  沟通会陷入沉闷的过场。家属们只能在那里哭泣,或者彼此诉说。刘婉伊说,支持中心应该改名叫“家属互相安慰中心”。沟通会上,官员们拿着文件念上半个小时,不紧不慢的样子,也让戴淑琴看着心里难受。她是个急性子,碰到冲突的场合,就会开口骂人,“臭不要脸”、“孙子”什么的,声音越来越大。

  像戴淑琴一样,很多家属在漫长的等待里患上了躁郁症。除此之外,不停的哭泣也使得干眼症也在家属中十分普遍。乘客王春勇的父亲左眼动脉出血,发现时已经失明。

  姜辉的耐性也在崩解。在一次沟通会上,姜辉和马来西亚方面的工作人员争执不下,碰到临时有事需要离开。临走前,他瞪着眼叮嘱身边的家属:要磨他们,去问他们的眼睛为什么是红的,问他们的茶杯为什么不换水。

  现在41岁的姜辉,比一年前看起来老多了,利刺一样白发从两鬓滋出,关节里生出锋利的结晶,让他疼得睡不着觉。原本有些娃娃像的脸上,密集的老人斑开始出现,有时候我看着他,会觉得那些心里的黑色正从脸上渗透出来。

  权义 | 图 姜辉的近照

  新的一年,新的希望

  在张美玲的国际家庭里,女儿白小莫是连接中国印度两个家庭的纽带,也是家人间交流的翻译。飞机消失后,家庭里的“国际沟通”就成了问题。将自己变成“纽带”,把家人重新聚合起来,成了张美玲新的希望。

  2014年10月里,外语零基础的她花掉两万多块钱,定下了一家双井桥附近的英语培训机构,正式成为英语速成班里的一名学员。

  学英语的压力直接来自于两个外孙。飞机失联后一个月,外孙Peter和mike就被爷爷奶奶包机接到了印度孟买。之后,外婆和外孙们的交流就只限于周六或者周日中午15到20分钟的视频电话。

  “听不听话?”“学习怎么样?”“学中文了没有?”看到孩子,北京的外婆总是固定的三问。大外孙Peter会用断续的中文回答她,学了。张美玲着急地发现,外孙们在英语的环境里生活,中文水平退化得很厉害。

  “你想姥姥了么?”张美玲问小外孙mike。

  “啊?”屏幕上mike满脸疑惑,显然他听不懂外婆说什么。peter赶紧把中文翻译给弟弟听。

  外孙变成了“外国人”,让外婆张美玲感到后怕。进行着72个课时的同时,她还专门买了《新概念》和《大学听力》作为辅导教材。61岁的她像大学生备战四六级一样,点灯熬油,捧着单词语法书朗读背诵。单词记得差不多了,又开始做组词造句方面的练习。

  元旦后,她启程前往迪拜,在那里和外孙会面。这是外婆张美玲的考试。

  张美玲聊起那次会面时,不愿回顾细节。她有些抱怨自己,赶了上万公里的路,只能听懂一些外孙的话,却什么都说不出口。“年纪大了,总是记不住。”她决心后面一段的学习重点,要转到读说上来。

  于嘉在丈夫失去联系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跟车较劲。以前,夫妻俩在一个公司,每天早出晚归,都是丈夫开车,她只需坐在副驾驶位置上,选自己喜欢听的歌就可以了。来来回回六年,于嘉也没记住去公司的路。回到公司上班后,她把丈夫的车钥匙拿了过来。

  新手上路后不久,她就跟别人的车蹭了。对方下车来,摆出阵势质问道:“你怎么开车的”。

  “以前都是我老公开车的……”

  “你老公人呢……”

  于嘉“哇”就哭了。没有力气同对方争什么,她认了全责。

  先前,从郊区的家去空港,30分钟路程,于嘉照着导航要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到;现在,她不用导航也能按时到达。

  如同车技的长进,三岁儿子对父亲的去向有了更多的疑问。此前,她一直用“加班”、“放假”、“出差了”哄着,现在儿子已经会追问,“为什么”。

  年底的一个周五,姜辉开车带着戴淑琴往空港的方向走,顺道去接腿脚不便利的叶伦。叶伦比较胖,在接他前,姜辉会先给车轮打点气。叶伦揶揄道,接我就打气,我往后可怎么做人。一群人被逗得哈哈大笑。

  戴淑琴也被家属们笑话,说跑空港这几个月不简单,老了老了,还学了一门骂人的手艺。

  家属们私下里聚会时,彼此间会不停地挤兑、开玩笑,像是卯足了劲头要开心起来。多数的玩笑都会在“你这人怎么这么马来西亚啊”和“你才马来西亚呢”的段落结束,留下一些空白的笑意。

  权义 | 图 MH370家属们在一起聚餐

  时间过去一年,家属这个群体也让戴淑琴有了归属感。丈夫早亡,平日里女儿女婿都忙着上班,她一个人住在三元桥的单元楼里,没事儿了,就蒸些糕点带给其他家属。姜辉、徐京红家需要人带孩子,她也会去帮衬着。

  戴淑琴信赖诚恳踏实的人。看到姜辉和其他家属们为寻找真相而努力,她会从自己心理上认定他们是“哥哥”。这么想着,她会真的对着开车的姜辉叫几声“辉哥”。算起来,姜辉刚好比她小了20岁。

  车开到空港,她跟姜辉说:“等亲人回来,我们这群人也不能散,也是一家人。”这种表述在心怀希望的家属群体中,是一种“政治正确”。

  新年前的一天,家属汇聚到姜辉在雍和宫附近的家中,准备一起包顿饺子。亲人离开近一年的时间里,家属们很少这样一起团聚过。

  电视里正播放着亚洲航空QZ8501客机空难的消息,这架飞机在宣布失联后,最后被发现坠毁在印尼海域。“有消息说这架飞机是通过乘客手机定位找到的,为什么当时MH370不能用这个方法呢?”大家一阵嘀咕。

  厨房里,戴淑琴和几位女性家属忙着和面,洗菜,面食是戴淑琴的拿手活儿。胡秀芳也在人群里,忙着切茴香做馅儿,端着碗碟进进出出。她看上去气色不错,比之前还白胖了些,这一年,她添了近二十斤的体重。

  下午五点左右,饺子开锅了。家属们围坐在一起,准备开始吃饭,胡秀芳脸上带着笑意,左右看看,像是奶奶坐在家宴中。

  姜辉提议大家一起干一杯。她也赶紧端起杯子伸手向前。

  “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杯子碰在了一起。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

2荐闻榜

微信

发表评论
发表请先 登陆/注册

严禁发布攻击他人、言语粗俗、涉及政治等违反规定的言论,违者法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