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十年前被举报“性骚扰”而停飞至今，厦门航空有限公司（Xiamen Airlines Ltd.，简称“厦航”）机长宫浩谋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诉讼和上访后，近日又再度赴京，打算“告中国民用航空局（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简称“民航局”）和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管理局（简称“华东局”）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要求他们赔偿”。（见2008-11-13 《海峡导报》“厦航停飞机长明上京打官司　准备起诉民航局”）

　　宫机长的起诉此次得到了素有“航空案第一律师”美称的张起淮先生鼎力相助，张律师在接受采访时称宫浩谋性骚扰案证据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对其停飞十年存在行政错误。因此行政诉讼有胜诉的可能。但是纵观宫浩谋事件的整个过程，我倒是对这场官司几乎不抱什么希望。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公开的信息资料试图还原宫浩谋事件的原貌。1999年5月9日，机长宫浩谋和空姐林芳（化名）等执行同一航班任务，这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会在之后得到大相径庭的答案：林芳随后向厦航控告宫浩谋对其“性骚扰”，但宫浩谋矢口否认。在被停飞后宫浩谋先是起诉了空姐林芳，告她侵犯名誉权，此案历经两审，厦门中院最终判决驳回宫浩谋的诉求。法院认为，宫浩谋未能证明空姐林芳有故意捏造、散布虚假事实，公然丑化其人格，侵害其名誉权的行为。随后在2000年又状告厦航某领导批示侵犯了他的名誉权，要求厦航赔偿他30多万元的工资损失和精神损失，2002年厦门中院终审判决认为，“厦航领导批示停飞是对宫浩谋的处理及所下的结论，是一种内部管理的行政行为，由此引起的法律关系是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法院不予受理。”与此同时，关于停飞原因宫浩谋和厦航方面也是各执一词，宫浩谋认为是他和领导关系不睦导致他人报复，而厦航则宣布停飞是从从飞行安全角度出发给宫浩谋事假临时停飞，并且坚称与“个别领导的决断”和“有关法律诉讼”毫无因果关系。

　　关于双方的表态和解释，其实都有商榷之处：宫浩谋的“领导关系不睦报复”说很明显缺乏直接证据支持，而厦航在临时停飞的决定究竟是在哪起官司之前决定的语焉不详，而且“临时”了近十年也实在是很不严肃。抛开这些不提，我们很容易发现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性骚扰”的事实是否存在，从宫浩谋的第一起官司里我们可以获取到这样的信息：法院作出了实体判决，而不是裁定不予受理，这说明法院并没有否认宫浩谋“性骚扰”的可能性，也没有采信宫浩谋自辩的“林芳受其丈夫压力诬告”的说法，也就是说宫浩谋“性骚扰”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况且让宫浩谋耿耿于怀的那份“领导批示”里有一句话（“其不轨行为反映多”）也可以证实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宫浩谋在诉讼道路上接连走麦城的记录，第二起官司更是直接将宫浩谋诉讼所指的行为事实认定为“内部管理的行政行为”，直接排除了法院管辖的可能性。

　　是什么原因让宫浩谋愈挫愈勇呢？答案只能是一连串的“也许”、“可能”，事情的真相也许就像1999年5月9日的那页日历一样翻了过去。此时，宫浩谋想通过状告民航局和民航华东局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

　　也许他想通过行政诉讼控告民航局和民航华东局的“行政错误”，进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个初衷是好的，但是很难实现。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宫机长所指的“行政错误”是什么，如果说这个“行政错误”依然是对其所作停飞决定这件事，那么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讲，法院一定会按照《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直接不予受理此案。况且直接做出停飞决定的是厦航，厦航并不是民航局或民航华东局的直接下属或内设机构，意即不是行政机关，其所作出的停飞决定，也已被法院认定为“内部管理的行政行为”，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不能受理。那么宫机长的诉讼最后依然是象征性的反抗，效果有限；如果这个“行政错误”是指民航局及民航华东局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在受理宫机长的投诉、控告和申诉后不理不睬，也没有开展任何调查，默许或指使厦航对其停飞，那这实际上是个诉讼策略，意即通过法院受理此案后，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1.主要证据不足的；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3.违反法定程序的；4.超越职权的；4.滥用职权的”，要求民航局及民航华东局履行职责，对厦航停飞宫浩谋一事向厦航施加压力，继而促使问题尽快解决。这看上去就象是“曲线救国”，究竟有没有用，谁也不敢打保票。

　　无论是象征性反抗还是诉讼策略，几乎就是“告了白告”，白告为什么还要告呢？这正是宫浩谋苦心所在。无论“性骚扰”是否存在，“临时”停飞一停十年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疏漏，这也是拷问我们良心的时候。有了这样的良心储备，也许就不会再出现第二个宫浩谋。不过社会良心本质上是一种理想，这种理想在个案中可能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但正是这样的理想，才能推动我们的现实缓步向前。没有理想，我们的社会便不可能进步了。这正是“告了白告，白告也要告”的法律社会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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