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就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China Eastern Airlines Corporation Limited，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代码：MU，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代码：CES，以下简称“东航”）“返航事件”作出处罚决定。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要把涉及停航的东航2条航线、部分航班上报民航局，当时尚未确定具体哪一航线停航，直到4月22日才对外公布。此外，在昆明至丽江这一黄金航线上，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也调减了东航6个航班。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停止东航两条航线经营权没有关于“具体时间”的表述，因此可以看做是永久性处罚。（4月24日《新闻晨报》）

　　永久性处罚不可谓不严厉，因此被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形容为“史无前例”的严厉处罚，也可看做是对东航因管理不力、造成乘客权益严重受损的公共事件的紧急处理。但是报道还称：“东航云南分公司航班延误组表示，已经预订了5月4日以后东航两航线的旅客可以退票，但不赔偿。”这，无异于给期望获得足够救济的乘客们泼了一盆冷水。

　　笔者认为，对乘客“可退票，不赔偿”的做法，违背了“无救济则无权利”的法治原则。公民的某一权利在受到侵犯之后，只有获得有效的制度救济，该权利的存在才能具有法律上的意义。而东航风波所暴露的最大问题，正在于飞行员们采取了“私力救济”，即飞行员们认为航空公司不给予其职业的自由选择权，于是就采取“罢飞”报复。在这种冲突解决方式中，由于冲突当事人基于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能，很难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寻求冲突的解决，结果就会使乘客的利益受损。

　　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的事后介入，就是以“公力救济”取代“私力救济”，通过一定的规则与程序，对当事多方（航空公司、飞行员和乘客）的矛盾冲突进行公正仲裁，使纠纷的解决在一种有序、安全及相对文明的氛围中展开，这就有一个基本前提：即保证所有相关程序都依循法治秩序而行。

　　可是，对乘客“可退票，不赔偿”的做法，却让乘客的权益受损。预订被取消必然会打乱乘客的日程安排，有可能会延误其重要事情，造成不必要的经济与精神损失。如此众多的权益损害，以一个退票结果来完结，如何能体现对乘客权利的保障？

　　更重要的是，对乘客“可退票，不赔偿”的做法，是由东航云南分公司航班延误组单方面作出的决定。换言之，东航云南分公司航班延误组掌握着自由裁量权，因此可以以自身付出代价较小的路径结束相关赔偿事宜。

　　可是，相对“私力救济”等其他权利救济和保障手段途径而言，“公力救济”具有终局性和权威性。“公力救济”所具有的这种内在优越性，相对于其他救济手段而言，具有更为明显的抑制违法、保障权利实现的功效。那么，针对东航云南分公司航班延误组对乘客“可退票，不赔偿”的做法，其救济是否到位，可以说，相关部门出现了不应有的管理失语，在救济方面具有不充分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公民的实体性权利并未获得足够的制度保障，其权利已然在飞行员与航空公司的冲突中被伤害，如今又在事后救济渠道上被堵塞。公民无救济则无权利，职能机构无救济则丧失了管理的正当性。

　　（作者系媒体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