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月26日起，为更有效地消除安全隐患，全国各大小民航机场开始执行安检的一项新规定：过安检口必须脱鞋接受检查。

　　人的普遍的习惯总应该受到尊重，比方说脱鞋这件事，公共场所不脱鞋能够被视为公德之一，足以暗示出脱鞋行为的不雅致、不方便。然而，执行“脱鞋令”的机场方面似乎有更强大的理由为自己为辩护，比方说保证乘客生命安全远比脱鞋的麻烦严肃得多。于是乘客的心理感受或者迸发于外的抱怨，也就很容易被看作是不顾大局和不识大体，尤其是在“南航劫机事件”发生不到一月的当下。

　　既然脱鞋检查已经汇入“国际惯例”的宏大潮流，在对待脱鞋的态度上我们便有幸获得了一个堪以比照的国际视角。奇妙的是，这一次外国人也不全是国人学习的榜样，不少人似乎对于脱鞋这件事有着同样的厌恶。2005年3月，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索马雷在从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机场转机回国之际，“享受”了机场脱鞋检查的待遇。这令他愤怒异常，表示将就此事向澳大利亚政府发出一封抗议信，并在澳官员访问巴新时采取对等行动。2007年6月，“贝嫂”维多利亚在美国洛杉矶机场亦被要求脱鞋，狗仔队观察到维多利亚“当众拉下脸来”。可见，在脱鞋的问题上持抵制心理可谓人同此心。

　　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大多数人还是对机场要求脱鞋的措施给予了理解和配合。美国前白宫发言人弗莱舍就曾在2002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白，“我也脱下了鞋子接受了检查”，并认为“绝大部分人都会向安全人员示以感激之情”。弗莱舍和绝大部分人一样并非习惯于赤脚，而是因为反恐和安全的考虑，自愿让渡了自己不脱鞋的权利，遵从了政府权力的要求。而且，这种对于权利的让渡经由《爱国者法案》确认，而不是某一个部门或机场随意下达指令即可以实现的。正是在这样的权利和权力逻辑下，美国人尽管不愿脱鞋，却忍受了脱鞋带来的对于权利的冒犯。不脱鞋当然是一种权利，无非是在有序的法治状态下，它可以让渡而已。

　　从一些机场以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名义要求乘客逐一脱鞋检查的做法来看，在安全的名义下，权力的影子如此浓重，却全然看不到权利应当受到的尊重和理解。在“南航劫机事件”的影响下，有关部门加强安全防范当然值得肯定，但是脱鞋之类的措施又显得混乱而不得章法。到底目前的安全局势有没有必要启动脱鞋检查措施，应该由权威的部门依据足够的资讯作出科学研判，并依照法定的程序告知乘客，而不是目前这样由机场各行其是。更严重的问题似乎在于，直到今天我们似乎还没有一部可依之法。《反恐法》的使命之一，应该是对权利的让渡和权力的介入作出明晰的规定，如此则脱鞋有望不成为一个问题。